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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庭审程序与方式的改革与完善
作者: 戴卢刚发布时间:2016-01-19

 

民事庭审程序与方式的改革与完善

 

论文提要:

    开庭审理是整个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它决定着到案件质量、程序正义与诉讼效率。我国民事案件庭审中主要存在有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阶段的不当划分、复杂案件的审理没有确定争点以及查清案件疑点的手段欠缺等的突出问题。改革落后的庭审方式,用现代诉讼理念和先进的庭审方式重塑我国的庭审制度,对于诉讼制度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文共9782字(包括注释)

 

关键词 民事案件 庭审程序 确定争点 疑点排除

 

    我国学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围绕庭审程序改革的探索和建言主要集中在借鉴德、日的相关改革经验,完善我国的审前准备程序、确定争点和证据整理程序以及集中 审理等方面。法院系统在此期间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落实公开审判原则,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健全并落实独任法官、合议庭责任制,审判流程管理模式的革新等等。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诉讼之中心环节庭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则少有实质触及,偶有论者,也没有引起理论与实务界的太多关注。以至于我国目前还存在着许多落后于德、日等国修法前的庭审制度和方式,并严重影响到了疑难复杂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此种落后的庭审制度和方式在案件不多且案情不太复杂的年代,问题还不是太大,但随着近年来我国案件数量的大幅上升和案件复杂程度的不断加大,我国现行开庭审理程序和方式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些问题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开庭审理是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阶段,它决定着案件审理的质量、效率和程序正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近年来法院案件数量激增,尤其是申请再审案件以及涉诉上访案件比重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设置科学的开庭审理程序,消除开庭审理程序中存在的弊端,提高庭审的质量和效率就显得更为重要,也尤为迫切。 那么,我国民事庭审程序和方式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我们与现代庭审方式存在哪些差距,又当如何改革呢?笔者拟就此做些探讨,并期望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推动我国庭审程序实质性改革的启动。

 

一、取消法庭调查与辩论阶段分立 优化庭审步骤

    我国民事庭审程序的顺序或步骤基本是这样的:宣布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这一顺序最早产生于审判方式改革以前。在当时,庭审调查阶段主要的任务是通过审判人员的调查和当事人的陈述,来查对核实证据(1)。由于对法官查明真相职责的强调,法庭调查中并无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的过程。至于法庭辩论阶段,则主要是由当事人对案件事实与证据的有无或真伪进行辩论。应该说,在当时强调法官职权审判方式的情况下,这种审理模式是合适的。即法庭调查由法官担当主角,而法庭辩论则是当事人的基本阵地。但是随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要求对证据进行质证和认证,而2002年的《若干规定》更是将当事人质证作为法庭调查的重心,这样,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之间的分野就变的很模糊。因为根据《若干规定》,质证就是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质辩的过程。很显然,质证的内容已经与最初法庭辩论中对证据真伪辩论的过程相重合。而更重要的是,对证据的辩论不可避免要牵涉到对于案件事实,甚至法律问题的辩论,它与法庭辩论中对事实、法律问题的辩论也经常出现难以区分的情况。这样一来,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当事人在法庭调查阶段欲进行证据辩论而被法院制止的情况,从而使得质证难以充分进行。为此,有学者指出,现行的调查与辩论分立的庭审构造过于僵化,硬性地割裂了事实的调查与事实问题、法律问题辩论的关联性。因此,将法庭对案件的调查与当事人之间的辩论分立是不妥当(2)。

    在大陆法民事诉讼观念中,法官有发现事实的职责,因而庭审中的证据调查也多是由法官依职权进行,而基本排除当事人的参与。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55条规定,调查证据,由受诉法院为之。证据调查以及发现真相属于法官在当事人协助下所完成的“单方作业”的性质,决定了证据调查阶段无法也不可能出现当事人进行辩论的局面;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自然分属于法院和当事人的“势力范围”。相反,在美国,由于当事人观念的深刻影响,证据审查属于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法院或陪审团不参与当事人之间的证据调查。而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证据调查时,自然就会进行相互的辩论和反驳。因此,要把证据辩论从当事人之间进行的证据调查中分离开来,是十分牵强和不现实的。事实上,美国法中证明过程作为当事人之间审查证据的过程,实质就体现为当事人之间交叉询问,并进行证据辩论的过程。因此,在当事人控制证据调查的情况下,证据辩论是很难或无法从法庭调查中分离的。

    进而言之,当证据辩论糅和在证据调查中难以分开时,对案件事实问题、甚至法律问题的辩论也就难以从法庭调查中分离。这是因为,关于证据的质辩,实质上就是关于案件事实,甚至法律问题的辩论。对于原告而言,提出的证据都是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和阐明法律理由的事实。对于被告而言,提出的证据则是关于反驳原告诉讼请求和法律理由的事实。庭审中的案件事实几乎就是由这些证据事实组成的,因此,关于证据的质辩也就是关于案件事实问题的辩论,不可能将关于证据问题的辩论与案件事实问题的辩论区分开来。例如,当被告方提出证明他人有过错的证据时,该证据的提出就直接与是否具有免责事由这一事实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当事人在提出他人有过错证据的同时而不涉及免责事由这一事实主张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将证据辩论中的事实问题与关于证据的法律问题加以区分也同样是不现实的。有的事实本身就直接表现为法律认识,例如,“过失”既是损害赔偿的法律构成要件事实,但同时又是关于某种事实状况的法律评价(3)。

    综上所述,一旦证据调查的控制归属于当事人,试图将证据辩论、事实辩论甚至是对法律问题的辩论从法庭调查中划分出来就十分困难。

    我国在审判方式改革之前,基本是由法官控制证据调查,因而关于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分离并无任何技术上的困难。但是,根据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关于法庭审理的规定,虽然未明确划分当事人与法官在证据调查中的不同作用,但完全由法官进行职权调查的局面已基本改变。《若干规定》明确了当事人对证人等进行询问的权利,从而使得当事人成为证据调查主体的趋势已非常明显。因此,法官主导证据调查局面的改变,客观上使过去当事人在法官证据调查阶段不能进行辩论和争执的情况也得以改变。相反,证据调查中的质证却更多体现出证据辩论的色彩,从而很难与证据辩论,进而与对事实和法律问题的辩论严格区分开来。

    区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中证据辩论的基础既已基本不存在,如机械坚持这种程序阶段的划分,只能造成特定程序的虚置和整个证明过程逻辑性的混乱。当前实务中,当事人按照先后顺序将证据提供完毕后,几乎很少能有机会展开对证据的辩论,通常足能够简单地发表一下对该证据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资格的看法。而如果是对其证据资格有异议的,法官就会要求等到法庭辩论阶段再发表辩论意见。至于对该证据证明力和可信性的分析判断意见,更只能在法庭辩论阶段才能发表。这样一来,法律及其司法解释有关在证据调查阶段有权质证的规定就流为空话。另外,即使一些法官在较大程度上允许当事人在调查阶段发表意见并进行相互辩论,但由于这种辩论和法庭辩论阶段的内容并无明确的划分,又极易造成两个阶段辩论内容的无谓重复。

    面对法庭调查阶段的质证总是“意犹未尽”,而法庭辩论阶段的证据辩论又极易陷入无谓重复的局面,改进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的划分方法或标准是无疑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办法。在事实和证据调查的基础上,依然有必要让当事人有机会对案件的全部证据,以及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综合辩论和阐述。为此,美国法中在证明阶段结束后给当事人进行总结辩论的做法是可以借鉴的。具体就是:将证据调查和证据辩论两者统一为证据调查阶段或称之为证明阶段,并以双方对证据的提出和证据辩论为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再对现有庭审步骤中最后陈述阶段进行改造。当前,最后陈述其实就表现为双方当事人对法庭的希望,双方当事人通常以一句“请求法院支持我方请求”结束之。这样的一个阶段显然在法庭审理中并无实质意义。因此,可将此阶段改造为最后辩论阶段,即由双方当事人根据证明阶段中证据辩论的结果,综合全案证据,对全案事实进行总结辩论,同时对法律适用发表意见。

 二、确定争议焦点 把握庭审主线

    所谓争议焦点,是指当事人意见相反、对案件处理结果有较大影响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问题。民事审判的过程,就是发现争点、固定争点、解决争点的过程。

    一般的民事案件,在原告起诉和被告答辩之后,争点通常就可以初步确定下来。复杂的案件,争点还需要通过专门的准备程序才能够确定下来。争点确定后,在开庭审理中,当事人能够围绕争点进行举证、质证,展开辩论。在民事判决书中,法官也才能围绕争点分析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做出裁判。争议焦点就像一条主线,贯穿民事审判的整个过程。争点不明,诉讼就会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诉讼过程中的事倍功半。明确了争点,当事人才会有针对性地举证和质证,法官也更容易查清案情,正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在上世纪下半叶民事诉讼法修改前,诉讼实务中一直采取分割(并行)审理主义。所谓分割审理主义,系指就同一事件之言词辩论予以期间上间隔,而于其间分别多次期日为审理。分割审理主义与当事人于言词辩论终结前都可以提出攻击防御方法的随时提出主义密切相关。如果当事人没有准备证据,法官只有不断更改言词辩论期日,让当事人补充提出攻击防御方法。分割审理的缺陷在于浪费时间和费用,且因同一事件审理期日间隔拉长,法官无法获得完整之心证,以至于过于依赖笔录记载的内容而为裁判,导致直接审理主义及言词审理主义空洞化,进而影响裁判质量。为了弥补分割审理主义的上述缺失,历史上曾采分割审理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纷纷改采集中审理(辩论)主义的庭审方式,并将旧法的随时提出主义改为适时提出主义。所谓适时提出主义,是指当事人应根据诉讼进程适时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

    所谓集中审理主义,是指为达成短期内审结某一案件的目标,就该事件之辩论,或集中于一次言词辩论,或继续开数次言词辩论期日而不予时间上间隔的审理方式。为实现上述目标,法院应先行整理争点(事实上、证据上或法律上争点),然后,集中于争点(应证事实),调查证据,并使双方当事人辩论。集中审理有助于法官搜集新鲜之心证形成资料,避免法官同时审理多个案件对案情记忆较易模糊之弊端,提升事实认定之正确性,从而发现真实。

    贯彻落实集中审理主义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确定争点和证据整理程序,对此,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确定争点,如法国是在口头辩论之前专门设置审前准备阶段。有些则在开庭审理阶段,对我国大陆影响较大的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台湾地区)把言词辩论即法庭审判阶段分为争点和证据整理的准备阶段和对争点集中审判两个阶段。法庭上当事人应证明的事实,用口头辩论程序或其他准备程序,在正式进行实质性口头辩论之前,双方当事人在法院参与下先得以固定,然后进入正式开庭审理,那肯定会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加快庭审的进程。(4)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直到2012年修改时才对争点确定作出原则规定,但司法解释对争点的确定则早已有之。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此规定的更为系统。该司法解释第39条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但上述司法解释本身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在此之后民事诉讼法修改也未将相关内容纳入其中。只是在2014年刚刚通过的民诉法司法解释中才对交换证据和争点确定作出了专门规定。(5) 在此之前,证据交换在复杂案件的审理中虽然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贯彻执行,但该司法解释39条中最重要的分类记载确定争点的规定在一审庭审中却较少运用。即使确定争点的法官,由于庭审两阶段划分的限制,很少有像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法官具体到事实争点、证据争点和法律争点,并根据庭审发展不断修正争点的细致程度。

    此外,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法庭调查的规定不仅简单和粗糙,而且容易产生误导。关于法庭调查,我国民事诉讼法仅有3个条文,其中最重要的条文第138条规定:“法庭调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一)当事人陈述;(二)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三)出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四)宣读鉴定意见;(五)宣读勘验笔录。”从司法实践看,法官在此阶段调查的重点是按照排序审查证据的三性,许多法官甚至还在花费大量时间审查当事人自认的事实,而许多律师也早已适应这种不必要审查的法庭调查方式。

    那么,既然我们的法官审判工作如此之繁重,许多法官为什么还要花大量时间去做这些不必要的事情呢?据笔者的了解,不少法官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根据法律规定的“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同时主观地认为对案件的证据审查一遍对案件事实的了解更全面,更有助于形成接近客观事实原貌的心证。实际上这是对质证要求的一种误解,当事人自认的没有争议的证据,完全没有质证的必要。

    此外,由于许多案件的争点不明确,只要是法庭粗略审查过的证据都被视为经过“质证”,导致经过“质证”的证据种类和数量繁多。争点不明,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难以对法官的判决做出有效预测,突袭性裁判时有发生。在此情况下,多年来我国要求上诉和再审的案件始终保持较大比重也就不难理解。

    要消除上述弊端,笔者认为,应对复杂案件的审理从要求被告提交答辩状到法官主持原被告双方证据交换和争点确定,以及言词辩论时对争点的修正做出系统的规定,并在庭审中予以贯彻执行,作为庭审的主线,从而改变庭审的盲目性。

    三、多手段排除疑点 加强庭审实效

    排除和查清案件疑点的手段欠缺是我国相当比重的复杂案件审理终结后事实仍然不清的重要原因。庭审的核心和主要任务在于查明案件事实,在庭审的各个环节中,庭审询问对于排除疑点、查明案件事实具有重要意义。庭审中的交叉询问是英美法系国家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手段,也是对抗制诉讼的精华所在。对抗制植根于美国人的一个理念:只有经过双方唇枪舌剑地较量,案情真相才可水落石出。(6) 大陆法系国家同样重视庭审中的询问,并被视为发现事实真相的关键环节之一。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法官是否参与询问。英美法系国家的交叉询问主要由双方当事人的律师负责;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庭审询问,双方当事人和代理律师及法官均参与其中。

    对证人和当事人的询问权(我们习惯上称为发问权)是查清案件事实的重要手段。为了保证当事人此项权利的行使,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律对此多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也给当事人发问留有充分的空间和时间。英美法系国家庭审中的交叉询问的场景国人并不陌生,在电影、电视中经常可以看到,其庭审的全过程基本上都处于这样的氛围中。如果说电影、电视有夸张的一面,从《交叉询问的艺术》等着作中和英美法系国家真实案件的审理中我们也能看到其交叉询问的充分性。大陆法系国家的询问在充分性方面尽管与英美法系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但是,通过开庭也基本上能达到查明案件事实和排除案件疑点的目的。如果通过当事人的辩论和询问,法官仍不能形成心证,法官也可以通过行使阐明权、发问权来消除疑点查清案情。通过上述方式,两大法系国家在查清案件事实方面大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在这方面,我国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我国司法实务人员对民事案件中人证在查明案情方面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如果将证据分为人证和物证两大类的话,司法实务人员普遍认为物证具有天然的客观性,而人证的主观性强,因此,物证的可采性和证明力明显大于人证。尤其是在我国整个社会诚信度不高的背景下,人证更易受到怀疑。司法实践中我国证人证言的可信度普遍较差进一步为上述观念提供了支持。从整体上看,尽管物证的可采性和证明力大于人证。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物证是可靠的,人证不可靠的结论。在具体案件中,伪造的物证并不鲜见。例如,模仿当事人笔迹伪造的遗嘱、借据、签名等。有些书证的形成确实是当事人所为,但当事人是在被欺骗或重大误解等情况下形成的。特别是在近年来我国虚假诉讼案件大幅上升的情况下,由此产生的争议更多。如果对此类案件,法官简单地认为当事人既然承认书证的形成是当事人自己所为,书证可靠性比较大而据此认定案情,不去做其他查证工作,不给当事人发问机会, 就很容易造成认定事实的错误。

    从司法实践来看,物证和人证在查清案件事实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二者相辅相成,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造成错案。当然,具体到个案,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特点。有些案件可能主要依靠物证就可定案,不需要对人证进行过多审查。但有些疑点较多的案件,可能就需要加大对人证的审查力度。在环境、医疗事故、航运等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审理中,专家证言通常会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现行法律对发挥人证在查清案情方面的作用规定的欠缺和实务部门对人证作用的重视度不够。发问是审查人证的主要方法。关于当事人和代理人的发问权,我国民事诉讼法仅对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的发问做了规定。但由于我国证人出庭率很低,当事人向证人的发问权实际上在许多案件的审理中是无法行使的。

    当事人之间的发问权是查清案件疑点的重要手段,在目前情况下,对当事人发问的作用明显超过对证人的发问,落实对当事人的发问权比解决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证人的发问权要容易很多。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之间的发问权虽未作规定,但是司法解释早已肯定了这一做法。例如1998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关于改进庭审方式问题第8项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当事人可以互相发问,审判人员可以询问当事人。”但由于该司法解释做出的时间比《证据规则》更早,在理论与实务界的影响力也更小,法学理论与实务人员中知道有该规定的人并不多。而且即使知道有该规定,其是否有效还很难说,因为在此期间民事诉讼法两次修改,并未将此内容充实进去。此外,我国也缺乏国外通行的要求当事人本人出庭,不出庭要承担不利后果方面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9条虽然规定,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但因拘传属于强制措施,手续繁琐,易引发当事人的对立情绪,故司法实践中几乎不被采用。于是,除非离婚诉讼等无特殊情况当事人本人必须出庭的案件外,绝大部分案件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后,本人便不再出庭。询问当事人的权利因而受到限制。

    事实上,委托代理人是无法真正替代当事人的位置的。委托代理人虽然可以在当事人本人不到庭的情况下,代理当事人参与诉讼。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当事人本人不出庭,有些事实很难查清。当事人不愿出庭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事人往往缺乏律师的庭审经验和技巧,容易说出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同时,当事人出庭在回答问题上缺乏律师单独出庭对不易回答问题的那种“回旋余地”。此外,在诉讼活动中,委托代理人与当事人本人就案件事实向法庭所作陈述不一致的,只能以当事人本人的陈述为准。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忽视当事人本人出庭,仅凭委托代理人的陈述做出判决,就会存在案件错判的隐患。这一点,许多法官是能够清楚地意识到的。为了查清案情,有些法官是会给当事人和其代理人这一权利,但由于当事人本人不出庭,实际上多数情况下是委托代理人之间相互发问。即使如此,通过发问,使对方自相矛盾之处凸显出来,对揭示案件真相还是有明显的效果。

    但是,我国法官这方面的能力普遍不足,对发问、促使回应以及禁止发问等方面的尺度把握不好,影响到了发问权的行使。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不正面回答甚至拒绝回答发问的情况大量发生。一方代理人本来能够通过发问来证明对方说谎或自相矛盾,但由于对方拒绝回答而法官又不促使其做出回应,甚至转移话题,致使庭审调查无法深入,真相无法查明。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法官的发问权是其阐明权或阐明义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官的阐明权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令当事人陈述事实、提出证据,目的是确知当事人应受判决事项的具体内容;二是当事人的声明或陈述有不明了者,令其叙明;三是当事人的声明或陈述不完全者,应令其补充完整。阐明权是法院行使诉讼指挥权的重要方法,法院为阐明之方法,大都系利用对当事人发问的方法进行,故法院的阐明权,德国学者又称为质问权或质问义务。法官行使阐明权的目的,是为了发现真实,形成心证和确信,正确处理案件。同时,这也是查清案件疑点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如果法官应当行使阐明权而未行使,其诉讼程序即有重大瑕疵,其判决就可能被上级法院撤销。(7)

    我国法官在庭审中尽管自觉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行使着阐明权,但多数法官对阐明权了解的深度不够。即使有些阐明权的方法是清楚的,也很少有法官去做。对此,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的副庭长胡震远法官曾有专门论述。他指出,在辩论中,当事人有时难免忽视重要的法律观点。此时,双方当事人辩论不及要点,如果法官不为提示,则会形成“你说你的,我判我的”的奇怪现象,言词辩论沦为摆设。于此情形,法官表明法律见解常常是取得信赖并化解纠纷的重要一步。然而,在司法实务中,很少有法官愿意在法庭审理中及时表明法律见解。这一现状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官由于工作负担过重导致审前准备不足,对案件的熟悉程度不够,也有法官群体的职业素养不够。此外,更重要的是,在相关的法律规定对阐明权规定不明,法官的职业保障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大多法官不愿意面对由此产生的冲突与对抗。(8)

    即使司法解释明确要求法官行使的阐明义务,如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35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做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实践中法官也往往不予阐明。例如,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合同效力问题,一些法官即使胸有成竹准备按无效合同判决,但也不予以阐明。这样的判决,不仅是突袭裁判,而且无效合同的处理方面往往没有辩论或辩论不足。类似情况,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通常会与双方当事人直接讨论本案的诉讼法律关系,主要是公开其法律观点,促使双方当事人提出主张和证据,影响法官的观点。

    排除和查清案件疑点手段的欠缺是目前造成我国复杂案件事实不清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庭审差距较大的一个方面。该问题的解决除了立法对当事人出庭和向当事人发问以及法官对阐明权的行使和心证的公开做出规定外,司法也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法官应当行使阐明权(或者说阐明义务)而没有行使,应当排除的疑点没有排除,违反此种义务就有可能承担判决有误的责任,判决就有可能被上级法院撤销或发回重审。

    开庭审理程序和方式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大量工作要做,需要理论与实务部门的共同努力、长期努力才能完成。该项改革将是我国迄今为止司法实务界已经进行的改革中最有价值的一项改革。改革的成功将会使我国的庭审水平和案件处理的质量和效果产生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杨荣馨.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32.

﹝2﹞张卫平.法庭调查与辩论:分与合之探究(J).北京:法学,2001,(4):23.

(3)张卫平.法庭调查与辩论:分与合之探究(J).北京:法学,2001,(4):24.

(4)参见白绿铉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5)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25条规定: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庭前会议可以包括下列内容: (一)明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答辩意见;(四)组织交换证据; (五)归纳争议焦点; 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以及证据交换的情况,归纳争议焦点,并就归纳的争议焦点征求当事人的意见。

(6)参见威尔曼着:《交叉询问的艺术》,周华、陈意文译,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1页。

(7) 参见王亚新:《诉讼程序中的实体形成》,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6期。

(8)参见“开庭审理程序和方式改革研讨述要”,2013年10月11号《人民法院报》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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