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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案件处理研究
作者: 姚彧编辑:王笑发布时间:2016-01-21

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案件处理研究

 

论文提要:

    2015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其主要原则的坚持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最大程度的保障当事人的诉权。该《意见》于2015年5月1日起施行以后,对本已处于稳步增长的案件增加率又打了一支强心剂,全国诉讼案件数量又有大幅度提高。诉讼数量提高的同时,诉讼质量出现更加明显的良莠不齐的现象。很多用心不良的人想通过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诉讼来达到夸大自己的利益、侵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险恶用心。对于这些人来说,诉讼是他们利用公权力达到私利的手段,司法机关是被他们蒙蔽、利用的棋子。他们既浪费了司法资源又损害了司法权威。他们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不少的法官对他们的行为不够重视甚至没有察觉,他们的行为即使被发现也不会受到惩戒。他们浪费了资源,也浪费了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精力。笔者从亲身经历的一个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案例出发,分析自身在处理案件中忽视的问题、表现出的不足,希望以此失败的教训警醒其他的法官。本文从该案例办理过程及事后分析出发,引出了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这一概念产生背景、恶劣后果、具体情形及新形势下认定的困难。笔者揭示了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这一概念的实质是诉权的滥用,并用抛砖引玉的方式提出对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案件处理及当事人惩戒的一点思考。

全文共6955字。

主要创新观点:

    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实质是对诉权的滥用。滥用诉权既侵害了国家法律和审判权,又浪费了审判资源,并剥夺了他人合法利用诉讼的机会。

    承办法官在核对当事人信息时,要十分谨慎注意,在适应公告送达前,应穷尽所有其他送达方法,不能怕麻烦,也不能放松警惕,先入为主的偏向原告,被原告牵着脖子走。在审理过程中,查明的事实与原告诉状中的事实不符、可能影响判决结果时,应向原告释明法院对该案法律关系的认识,并告诉原告坚持选择原案由可能存在的诉讼风险。原告如坚持不变更,承办法官在审理后会以原告诉讼请求与案件事实涉及到的案由不相符为由,不处实体问题而直接从程序上裁定驳回原告起诉。驳回原告起诉裁定属可上诉裁定范围,原告如不服一审法院对该程序问题的处理,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就该裁定提起上诉。

    根据查明的事实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的,法院应当驳回该诉,若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让其承担诉讼费用及对方当事人的律师费,必要时作出训诫;若造成严重后果的,法院还应当依法施以罚款等惩处,受害者还可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 对于当事人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情节严重并产生严重后果的,可以考虑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将其纳入“妨害司法罪”中。

 

以下正文:

 

一、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案例:原告刘桧诉被告胡恒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2013年12月12日被告因向安徽江南醇酒业有限公司购酒缺少资金,向原告借款,当日,原告借给被告1855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后原告要求被告还款,但被告一直拖欠不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85500元并从本案立案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清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除身份信息材料外,只有借条一张,借条上载明“今借安徽江南醇酒业有限公司刘桧185500元现金”.这个案件因为原告起诉状的内容与作为证据的借条上的内容,在立案时其案由被立为民间借贷。在通常意义上讲,对于185500元这样的大笔借款,我们认定事实除需要借条外还需要实际付款证明相佐证,如转账凭证、取款记录等,因为从现实情况看,把这样一笔现金放在身上等人来借的情况是不大可能出现的。作为一审承办人,庭前翻阅证据材料时,我认为本案如无被告当庭承认借款事实,应以证据不足驳回。

    而庭审的过程却出乎我的意料,被告胡恒雷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告的上海代理商裘和平是被告的朋友,2013年12月11日裘和平带了几个朋友(包括被告)一起到安徽江南醇酒厂提酒,酒款共计385500元,因为裘和平没有带钱,就让被告垫付了200000元(刷卡),余下的185500元由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作为担保。本案实际是安徽江南醇酒厂与裘和平代理合同纠纷,原告和被告的主体都不适格。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胡恒雷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为安徽江南醇酒业有限公司销货清单和酒类流通附随单、江南醇酒业有限公司谭永宏(原告刘桧的丈夫)签字确认的刷卡20万元小票、银行卡历史明细清单、证人宋成玉、肖仁友、裘和平签字确认的事情经过说明。从被告胡恒雷当庭的陈述与提供的证据看来:原告与被告胡恒雷没有民间借贷关系。原告与裘和平有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胡恒雷是为裘和平未付的货款做担保而打了借条。

    庭审中,我再次询问原告事实的真相,原告方坚持认为与胡恒雷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庭审进行到这里,我觉得原告是有恶意的。原告无法提供实际借款的证据是因为借款从未发生过,原告要求被告胡恒雷打借条是有恶意的,原告要求借条上把刘桧作为出借人是有恶意的(有意识的区分公司和个人,制造有借款发生的假象),原告要求借条上写明“现金”是有恶意的,是想通过这二个字把货款变成借款。在被告胡恒雷陈述事实时,原告却一意孤行,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想仅凭一张充满恶意的借条误导法官认定民间借贷成立是对司法权威的亵渎。无奈下,我只能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这个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我的处理是存在问题的:首先是不够冷静理智,过于感情化:在办理民商事案件时,因为当事人法律素质的高低,可能存在不能很完整规范的陈述事实和诉讼请求的情况,可能造成时立案时的案由和最后认定的案由不一致的情况,法官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案由本身就是审批权的一部分,但面对原告的恶意诉讼在被揭穿后仍冥顽不灵,不管是作为法官还是个人都很生气,没有尽到诉请变更告知义务,耐心细致的告知原告如坚持诉讼请求可能有败诉的后果。其次,过于听信证人证言,结合了本人在生活中的经验,在认定的事实部分写了没有证据佐证的内容。

    这个案件毫无意外的上诉了,但二审的结果很让我意外,尤其本院认为部分简直匪夷所思;“虽然胡恒雷在向刘桧出具借条时,刘桧并未实际支付给胡恒雷18.55万元现金,但因为胡恒雷是代裘和平垫付酒款,安徽江南醇酒业有限公司已实际向裘和平交付了等值的货物,刘桧与胡恒雷借贷关系依法成立”。交付了等值货物就成立民间借贷,那所有的商事案件不都是民间借贷了吗?

    本案争议焦点:能否成立民间借贷的问题。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依照约定进行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借贷物的实际支付。借贷双方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对借款标的、数额、偿还期限等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要求出借人将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交付给借款人,这样借贷关系才算正式成立。[①]我认为本案刘桧与胡恒雷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如果两人要能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就要撇开裘和平的,就是因为想和胡恒雷发生借贷关系(如为了利息或朋友交情)才发生,跟裘和平无关,和在不在江南醇买酒也无关,刘桧只要把钱交给胡恒雷就行了,至于胡恒雷借了钱是给裘和平买酒还是干别的什么,我一概不管,我就是要胡恒雷还钱,因为我给了钱给他。本案借条上有“现金”,实际上没有现金,刘桧与胡恒雷之间没有交情、没有信任、甚至不认识,胡恒雷没有拿到过现金,胡恒雷没有选择权,民间借贷不能成立。

    二审结果下来以后,我一直在反思这个案子,如果胡恒雷在庭上不把事实真相全盘托出,而是只是说没有收到原告借款,要求原告举证,原告的诉讼请求肯定要被驳回。这不就等于是胡恒雷说了实话,反而促使结局向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吗?原告坚持以民间借贷起诉胡恒雷,可能是因为裘和平没有经济能力,可能是因为如果以买卖合同立案,办案法官就有可能找到裘和平所说的“双方约定先预付酒款200000元,余款由被告胡恒雷向原告出具借条作为担保,待销售完毕后再付,如这批酒销售不掉,裘和平将酒退给安徽江南醇酒业有限公司,安徽江南醇酒业有限公司退还被告胡恒雷垫付的酒款”是事实的依据,酒就会被退给原告。如果胡恒雷够聪明,完全可以不提裘和平的事,只拿出已付20万元给原告的证据,称借款已还;或者干脆说这20万元与借条上18.55万元都是为了买酒,事实上没有收到酒,要求原告举证证明收到酒,这样原告自己就要说明实情了。在办案过程中,要舍弃老实到不懂得保护自己权益的被告的利益而去支持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原告,实在是违背了司法公正的本意。作为法官一审法官,为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学到的教训如下:本案在开庭时出现预料之外的情况时,我应该追加裘和平为被告,多次向原告释明法院对该案法律关系的认识,告知其将诉请变更为买卖合同,并告诉原告坚持选择原案由可能存在的诉讼风险。如原告坚持不变更,以原告诉讼请求与案件事实涉及到的案由不相符为由,不处理实体问题而直接从程序上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二、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认定

(一)产生背景

    随着近年来法律体系不能完善,公民的法律意识不能增强,司法的权威不断提高,公民从传统的“厌诉”价值观念中走了出来,越来越认识到诉讼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和救济中能起到快捷、高效的作用,诉讼渐渐成了稀松平常的事。广大人民群众在遇到纠纷时越来越多的选择以诉讼的方式解决问题造成了诉讼案件的大幅度提升,作为原告的广大人民群众知识水平、个人素质高低良莠不齐造成原告在诉讼时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事情时有发生,而案件数激增造成的对案件事实审核的法官数量不足是滋生这种情况的温床,这样的事情很难及时发现、即使被发现也不能给原告足够的惩诫,这样的现状让这样的事情大量涌现。[②]

(二)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恶劣后果

    原告是指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引起民事诉讼程序发生的人。换言之,原告是觉得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人,是应该得到法律保护的人。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会阻止法院查明真相,让正义得到伸张,这既损害了被诉讼人(被告)的利益,又浪费本就不足的司法资源,让真正权益受到损害的人不能及时得到法律保护。更有甚者,如果办案法官没有识破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了事实,对原告陈述的事实及理由信以为真,作出错判、漏判,这对司法权威及公信力的树立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对被诉讼人(被告)的利益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侵害。

(三)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具体情形

1、故意隐瞒、恶意捏造原告的身份信息

    起诉的“原告”并不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为垂涎于本案原告可能获得的诉讼利益进行冒充。

2、故意隐瞒、恶意捏造被告的身份信息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原告明知道被告实际居住地址,但其故意隐瞒被告实际居住地址,只向法院提供被告身份证地址(被告早已不在该地居住),法院按身份证地址无法送达,最后,以公告方式送达,最终缺席判决,法院支持了原告的主张。由于被告身在外地,根本不知情。等到了执行阶段,原告向执行庭提供了被告实际居住地址,执行人员找到被告,此时被告才恍然大悟。很明显,原告是为了诉讼结果有利于自己,故意隐瞒,剥夺被告的诉讼权利。

3、在事实与理由部分不陈述案件真相

    如案例中的情况。为了达到自身在诉讼结果有利于自己和执行时更方便快捷的目的,不起诉适格的被告,而起诉可以执行到财产的人;不陈述真实的全部事实,只陈述对自己有利的虚假事实;不按正确的案由起诉,合同关系非按民间借贷起诉,侵权案件非按合同关系起诉。[③]

4、伪造证据、引导证人做假证

    伪造证据包括二种情况:一是伪造认定事实的关键性证据(直接导致能不能立案的),如我碰到一个民间借贷案件,原告是个女孩子,据她说与被告的儿子以前是恋爱关系,被告向她借钱,她就取钱借给被告,因为当时特殊的关系,被告没有向她出具借条。后来她与被告儿子的关系破裂,为了追回借款,伪造了借条。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申请笔记鉴定,鉴定结果借条不是被告所写。二是为证明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伪造一些证明材料,如冒充证人签字或私刻公章。引导证人做假证即将打印好或填写好的内容交给证人,让证人直接签字。打印好或填写好的内容部分不符合事实或虽符合事实但有夸大对自己有利的或缩小对自己不利的。

    遇到伪造证据的第一种情况直接驳回原告诉请;第二种情况剔除伪造的材料外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作出判决,再追究伪造证据方的责任;引导证人做假证的情况就要求所有证人必须到庭接受质证,否则书面证言不作为证据使用。

(四)立案登记制形势下认定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新困难

    《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要求改革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其目的是要通过改进工作机制、加强责任追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问题,保障当事人诉权。坚决杜绝“有案不立、有诉不理、拖延立案、增设门槛”等现象。[④]立案登记制的试行,导致立案数量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给法律意识、道德意识淡薄的原告提供了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大好时机。

    我院实行立案登记制以来,承办法官的压力空前巨大,不光是案件数量问题,更多是质量的问题。不是法院审理范围的也要立,没有管辖权也要立,没有任何证据的也要立。虽然立案不审核,但是立案后不可能不审核,立案审核的责任全部落到了承办法官的身上,繁重的工作让动机不纯的原告有了机会。

三、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处理

(一)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实质

    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实质是对诉权的滥用。滥用诉权既侵害了国家法律和审判权,又浪费了审判资源,并剥夺了他人合法利用诉讼的机会。

(二)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处理

    承办法官在核对当事人信息时,要十分谨慎注意,在适应公告送达前,应穷尽所有其他送达方法,不能怕麻烦,也不能放松警惕,先入为主的偏向原告,被原告牵着脖子走。

    在审理过程中,查明的事实与原告诉状中的事实不符、可能影响判决结果时,应向原告释明法院对该案法律关系的认识,并告诉原告坚持选择原案由可能存在的诉讼风险。原告如坚持不变更,承办法官在审理后会以原告诉讼请求与案件事实涉及到的案由不相符为由,不处实体问题而直接从程序上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承办法官通过审查案件后认为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与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此时该案涉及的问题已属于诉讼程序上的问题,承办法官首先要解决的是原告起诉是否达到起诉实质条件这一程序问题。在原告坚持其诉讼请求,而不依据法院的告知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法院应当首先作出程序性处理,即以原告不符合起诉实质要件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驳回原告起诉裁定属可上诉裁定范围,原告如不服一审法院对该程序问题的处理,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就该裁定提起上诉。[⑤]

    根据查明的事实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的,法院应当驳回该诉,若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让其承担诉讼费用及对方当事人的律师费,必要时作出训诫;若造成严重后果的,法院还应当依法施以罚款等惩处,受害者还可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

    对于当事人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情节严重并产生严重后果的,可以考虑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将其纳入“妨害司法罪”中。 同时,对于有过不止一次的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当事人,可以记录在诉讼失信人员名单上,公布于社会,发挥社会监督对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进行诉讼人员的约束作用,这也是诉讼法律知识社会宣传很好的反面教材。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立案登记制带来的空前的办案压力下,法官应恪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尽职尽责的审理好每一个案件。既要保护好案件各方当事人的诉权,又不盲目相信、依赖当事人,对原告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案件区分具体情况处理,对故意隐瞒、恶意捏造事实的当事人在职权范围内予以惩戒。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法律权威、司法尊严。

 

 

[①]叶林、黎建飞:.《商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页。

[②]李明琪:《解读社会公众对民商事司法的态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③]李浩:《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

 

 

[④]朱少华: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成都商报.2015(4)

[⑤]王修文:《论法官行使释明权后诉讼请求的变更或坚持》,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fa101a0102vrgv.html,于2015年6月27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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